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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川县风情 ->正文
 
关于民间信仰与民族精神的札记
 
团务川县委       2009年02月18日

 

概述多元共生的务川地域文化

    有"贵州第一古县之称"的务川,置县于隋开皇十九年(599年)。历史上,因为地处"边郡"的蛮荒地区,中央王朝既设郡守、县令等官,又封当地部落首领如土司之流为王、侯、邑长等,地方"土流并存"和"蛮僚杂居"的历史相对漫长,因此,其地域文化呈现出一种"多元共生"的现象。延至今日,这种特征依然十分明显。

    六卷本《贵州通史》在阐述贵州经济、文化发展时曾指出:受中原汉文化影响,至少在秦汉时期,贵州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平衡。概言之,与四川、湖南接壤的黔东和黔东北地区进步较快,黔南和黔西则较为落后。务川地处黔北边沿,历史上与四川(今重庆)接壤,周时隶属于楚,秦汉时期分属黔中郡与武陵郡,是贵州省接受中原文化影响最早的地区之一。务川大量汉墓的存在,即是最好的明证。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务川大坪江边洪渡河两岸一带地区就发现有汉墓,并有出土文物如蒜头壶、鍪、箭镞、汉砖等。其中楚文化特征鲜明的蒜头壶和鍪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大坪汉墓群也因此于1982年2月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划定的保护范围达30万平方米。之后,在务川又相继出土了一批陶罐、钱币、朱砂以及甬钟、提梁鼎、铜钵、铜耳环、钫壶、铜镜等青铜器。其中为战国晚期那只甬钟,在我省还是首次发现,属国家一级文物。2004年7月,为了配合石垭子电站的修建,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电站水淹区又进行了考古调查。同年10月进入实地发掘,共计发掘面积2500平方米,清理汉墓36座、汉代窑址2座、明墓1座,获各类珍贵文物400件(套)。

    此次务川汉墓发掘,不仅数量多,墓葬年代跨度大,而且出土遗物丰富,遗物所反映的文化因素也比较多元。墓葬年代从西汉早期一直延续至东汉晚期,持续时间长达四百年左右。从墓葬发掘的典型器物如蒜头壶、蒜头口扁壶、铜鍪等看,有典型的秦文化和巴蜀文化因素。整体而言,大坪汉墓风格与乌江下游的峡江地区同期墓葬十分接近,有些墓砖和器物如出一辙,如仅盖半边的房屋模型、几何形花纹砖等,反映出该人群溯乌江、洪渡河向黔中地区移动的趋势。从这个意义讲,务川不仅是中原汉文化由北向南逐步渗入贵州的一个重要通道,而且也是"唐以務川当牂牁要路,置務州" (宋·祝穆《方舆胜览》)的一个重要原因。

    黔东北一带地区有汉墓的地方不唯务川,但务川汉墓数量如此之多显然是别有原因。在已发掘的36座墓葬中,有16座出土粉末状或颗粒状朱砂,比例高达44.44%,说明时人已对朱砂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秦汉时期,朱砂用途广泛,可作颜料、可入药、可炼水银,更是方士炼丹所必须的原料。《史记》就曾记载,秦始皇葬郦山,地宫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务川大坪等地朱砂蕴藏丰富,从汉墓在务川的分布与朱砂的分布区基本重合,以及汉墓中大量发现朱砂的事实可说明:务川汉墓的出现与朱砂水银的开采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也是导致中原和巴蜀峡江地带的人群溯乌江及其支流向上移动进入务川的重要原因。

    大量汉墓在务川的出现,表明务川受中原汉文化浸染的历史较早。那么,在众多中原人士和巴蜀人群闯入务川这块蛮荒之地时,洪渡河畔的万山丛中是否已有土著人生活定居于此呢?根据现有资料看,答案确凿无疑。2004年7月,根据贵州省考古研究所在务川渡河畔新田村的"一处崖壁之下……采集到的数件绳纹陶片、打造石器、石捶、烧骨等标本",专家已"初步确认这是一个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对穴居于此的这些古人,史学界目前虽然还没有为之命名,但他们很可能与当时贵州境内的晚期智人如"兴义人""穿洞人""白岩脚洞人"以及安龙的"观音洞人"等同属贵州这块土地的土著人。

    著名史学家吕思勉认为:"追求民族的起源,实当求之于考古学,而不当求之于历史"。虽然今天还没有详细可靠的资料证明务川洪渡河畔新田村这些土著就是早先世居于此的濮人、后来的仡僚、今天的仡佬,但根据史书记载,务川在战国或最迟不过秦汉时期,"蛮僚杂居"的史实应该是完全可信的。从隋开皇十九年(599年)中央王朝"招抚生僚"设置务川县可以看出:由中原和巴蜀峡江地带进入务川的众多"外乡人",虽然在洪渡河边靠朱砂的开采与经营已在此定居和生活繁衍,但他们明显不是务川的"主体民族"。否则,隋中央王朝置县便不会将"招抚生僚"作为重要因素之一,其后历朝历代在治理这些"边郡"时,也都采取"土流并存"的统治方式。

    查阅史书可知,务川"土著文化"受中原"汉文化"的浸染影响是多方面的。嘉靖版《思南府志》就曾记载务川"蛮僚杂居,言语各异,渐被华风"之史实,同时引宋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乐史《太平寰宇记》加以佐证:"若务川、若沿河号曰土人,有土蛮稍平易近俗,而彼此亦不皆同……今人交接之间,言语具类中州,素所服习垂髫之俗,悍劲之性,靡然变易矣。"《太平寰宇记》还记载:"务川汉僚杂居,言语各异,其风淫祀。"《贵州图经新志》也记载:(务川)"蛮僚杂居,言语各异:居西北者若水德江蛮夷,沿河、婺川者曰土人,有土语彼此不开谙,唯在官应役者为汉语耳。"这些史料在叙述务川的风俗习性时,提得最多的是"语言",而今天令我们深以为憾的也恰恰是语言,因为正是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散失,缺少了传承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才致使务川"土人"(仡佬人)的风俗习性和文化背景在更多情况下只能处于一种"被描述的状态"。所以,本文对务川以仡佬族为主的民族文化进行描述,更多的也只能借助于一些"眼见为实"的现实遗存。

    例如墓葬形制。到目前为止,洪渡河流域发掘的汉墓主要有土坑墓、岩坑墓、砖室墓,墓葬形制为长方形、刀形和凸字形三种,但务川仡佬族等土著民族仍坚持沿袭本地区传统土葬方式。尤其是仡佬族,他们虽然很早就开始接受汉文化的影响,习用汉字,但始终铭记本民族的文化记忆。在洪渡河流域,众多仡佬族古墓石雕、民居窗花、神龛中出现的大量飞鸟图案,即是他们对本民族文化守望姿态的一种集中体现。虽然很难说"鹰"或"飞鸟"就是务川仡佬族的图腾,但是,当我们在务川沟壑纵横的万山丛中面对众多仡佬古墓石雕、民居木刻中出现的大量凤鸟飞鹰图案时,难道就不能从这个"特殊的文化符号"去领悟它与务川仡佬族的某种"渊源"关系吗?务川仡佬族也敬畏龙与狮子这一类猛兽,但它们在古墓上所占据的位置一般都不显赫,多是充当"守护神"的角色,只在墓前的石柱等位置上作飞腾状,而墓茔的显赫位置和中心地带几乎都由鹰和飞鸟掌控着。由于没有文字记录的"信史",考察古墓石雕图案显然是了解务川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而考察的结果表明:至少在明清两代,务川仡佬族是异常开放睿智的。他们在虚心学习汉文化的同时,始终固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珍藏着本民族的文化记忆,与时俱进。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开放进取的姿态,从大坪龙潭村一带的仡佬山寨,不仅走出了以申祐、邹庆为代表的名震西南的一代仡佬族英才,而且也让明代理学名臣李渭由衷感慨"思州文学,婺先被之"。

    务川仡佬人丹砂冶炼的悠久历史,形成了务川仡佬族独有的"丹砂文化"现象。民间除"宝王祭拜"以外,比较普遍的民俗现象是相信丹砂能福佑平安,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丹砂红"的推崇。过去安葬死者,都要在棺中放一点儿朱砂,后来朱砂稀缺,仍沿袭旧俗要在棺材底铺一块红布。务川仡佬族忌鬼信巫,面对一些自然灾难现象,总认为是魑魅辋魉在作怪,致使民风习俗喜用丹砂碾制成细粉,然后以油质或胶质调成红色颜料,涂于法器、猎具、门柱等生活用具,作为驱鬼降魔的法物,同时也增强自己的胆识和勇气。民族食品特别喜欢以红色点染之,如泡粑、酥食儿、麻饼、米粉儿等。民居不仅至今依然沿袭古代仡佬人的干栏式结构,而且房屋正面仍然喜欢装饰以"丹砂红"。与徽派建筑和上海江浙一带民居墙身皆用白色相比,务川仡佬族民居外观崇尚红色的特点可谓异常突出。

    地域文化与地理环境有很直接的关系,无论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都是如此。务川农耕文化鲜明的"蛮僚"特征,虽然伴随时代的进步有很多都逐渐消失了,例如刀耕火种,拖抬犁等,但是一些生产生活工具如背桶、高架子、高肩挑篼等,今天依然在广泛使用。民族音乐更是远未消逝,在务川万山丛中的仡乡苗寨,民间"吹打"演奏的《皇字》《三牌》《叫口》《小水绿音》《双声黄》《四品下字》《观音调下字》《慢慢阳汉字》等唢呐曲牌调,依然洋溢着鲜明的民族风情。

    务川地域文化有明显的民族特征,但汉文化的影响也巨大深远,以至很多文化表现形态,如果用纯正的学术眼光看,往往很难界定其"族源族属",因为在务川,各兄弟民族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大杂居、小聚居",以及"又杂居、又聚居"的居住形态,文化"多元共生"的特点非常突出。例如在婚嫁礼俗上,虽然沿用"汉俗"将民间婚嫁礼仪规范为问名、纳征、纳彩、纳吉、请期、亲迎六大程序,但务川仡佬族苗族同时也保留了很多本民族的习俗,例如拿书子、打闹台、回车马、净手、吃盒肉、冠筓、带客、摆礼、告定、拜茶、讨发脚杯等。和汉族一样,春节虽然也是务川仡佬族苗族最具年节氛围的节日,但务川本土文化意味很浓的民族风俗如深夜吃年夜饭、抢头水鸡、正月十五满天星、烧竹篙祈祷丰年、烧爆疙蚤、夜牵毛虫、醒饭等,在很多地方却依然存留。民间既过端午、中秋、重阳,但同时也过"吃新节"、"三月三"、"五月五"、"六月六",还要祭祀崇拜土地神、喂树。在一些较偏僻的仡乡苗寨,乡民为求其寿缘,还流行恭请筲箕神,也叫瓢瓢神。虽然城乡都有禹王宫、关帝庙,但宝王庙尚存,"宝王祭拜"仍是民间很讲究的一种祭祀礼仪。

    无论古今,如果单从人口数量上看,汉族都是务川的"少数民族"。但作为一种强势文化,汉文化自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改土归流"后,随着明清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流官统治",加之书院在城乡的广泛出现,其传播速度和影响深广在务川大大加强了,致使务川本地"土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以"传播和接受为主"的突出特点。而其中又以巴蜀文化的影响最大,例如川戏和花灯的流行,民间冲傩习俗向剧情完整的傩戏演变等。但是,务川仡佬族苗族在接纳外来文化时,并不是被动的全盘吸收,而是常常会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取"拿来主义"的方式推陈出新。川戏、花灯、傩戏、高台戏、板凳戏在唱腔唱词与表演程式上有这种特点,而其中最具"夷化"特征的,当属"务川大贰"纸牌。从外形上看,它与黔东北各县、甚至云南、四川、重庆等地的同类纸牌几乎完全一样,但它的书写方式却与上述纸牌完全不同,其文似图非图、似文非文,因此常有人感叹是仡佬族文字。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因为它其实是汉字的一种"变异写法"。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常常有借用汉字"造字"的历史,例如历史上盛极一时的西夏和契丹王朝,甚至有依照汉字特点自造的"西夏文"和"契丹文",后者直到清王朝明令废止始最终消失。但是,像"务川大贰"这种成功流传至今,且继续广泛应用的恐怕极罕见。由于能识其"文"的只有务川人,所以,今天重庆泸洲市等厂家虽注册印制"务川大贰"和"黔北大贰",但批量倾销的只有务川一个地方。换言之,他们自己也不懂这种地域特征鲜明的"仡佬文化"。

    务川话在有些人看来很"土",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如果放慢语速,国人几乎都能听懂。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汉语的力量。有趣的是,一些极"土"的务川方言土语,恰恰是两千多年前很典雅的古汉语,例如"腯"。《说文·肉部》释:"腯,牛羊曰肥,豕曰腯。"段注:"按:人曰肥,兽曰腯。此人物之大辨也。又析言之,则牛羊得称肥,豕独称腯。" 由此可见,"腯"在古代是个专有名词,其义特指"猪"。在古代典籍中,"腯"也是个比较常见的字,例如 "吾性辁腯肥"(《左传·桓公六年》),"草木节解,鸟兽腯肤"(左思《吴都赋》),"见一野豕腯甚"(《太平广记》)。今天,"腯"是务川话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词,其基本含义"笨"、"笨得像猪",恰与其"古义"一致。而务川话多"古入声"的特征,明显也应是"古汉语"的余音。

    综上所述,以仡佬族为主体的务川土著民族,从来就不盲目排斥外来文化;相反,自"改土归流"后,随着书院在城乡的兴盛,汉文化已被作为一种先进文化广泛吸纳,构成了务川地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多元共生"是务川地域文化的突出特征,历史上众多务川土著--无论是宋和明清时期的田佑恭、邹庆、申祐、李英才,还是近现代的聂树楷、王济辉、龚植三、申尚贤(寿生)等,其实都是吸取这种文化养分诞生在丹砂古县务川的杰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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